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人骨的穩(wěn)定同位素分析*

南方文物2010·1 張國文 胡耀武 裴德明 宋國定 王昌燧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人文學院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

摘要：探索中原地區(qū)農耕文明對游牧民族的影響，對于揭示游牧民族的漢化過程、了解民族間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本文對山西大同南郊北魏(拓跋鮮卑)墓群出土的人骨進行了C、N穩(wěn)定同位素分析，旨在揭示其食物結構的基礎上探討農耕文化對其生活方式的影響。一至四期出土人骨的δ13C值為-9.12±0.85‰，表明其主要以C4類食物為主，而其δ15N值(9.56±0.76‰)甚高，顯示先民曾攝取大量肉食，即拓跋鮮卑進入中原地區(qū)之后，似乎仍以畜牧業(yè)為主，而受中原地區(qū)農耕文明的影響甚小。至于δ13C和15N異常的四個樣品，可能來自其他地區(qū)。結合考古資料和相關文獻，不難發(fā)現(xiàn)，與慕容鮮卑相比，拓跋鮮卑的漢化之路更為艱難。

一 前言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中原地區(qū)就已形成以農耕文化為經濟基礎的華夏族（漢族）。之后，隨著北方地區(qū)游牧民族的崛起和南侵，與中原地區(qū)漢族碰撞和沖突的過程中，逐漸實現(xiàn)了民族間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從而奠定了大一統(tǒng)中華民族和國家的堅實基礎。顯然，深入探索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相互碰撞和影響，對于揭示漢民族與游牧民族間的相互交流與融合以及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fā)展過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據《后漢書·烏桓鮮卑列傳》記載，兩漢至南北朝時期，鮮卑是活躍于中國北方地區(qū)的游牧民族。其中的一支——拓跋鮮卑，發(fā)源于嫩江東北、額爾古納河東南的森林地區(qū)，主要以狩獵為生。東漢初期，匈奴被漢擊敗西遷，宣帝拓跋推寅為躲避北方寒苦，率部“南遷大澤”①，即由大興安嶺遷到呼倫貝爾草原。那里水草豐盛，為天然牧場，但呼倫貝爾草原“未足以建都邑”②，于是，拓跋鄰及其子詰汾又率族人南遷“匈奴故地”，即漠南陰山及河套一帶，屬漢五原郡。占據了匈奴故地(草原)之后，拓拔鮮卑逐漸壯大。大量考古資料和文獻表明③，此時的拓拔鮮卑，其生活方式主要仍為畜牧業(yè)為主的游牧經濟。之后，詰汾子力微抓住了檀石槐汗國瓦解的機遇，于神元三十九年（258年）率部遷至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在此形成了一個以拓拔部為首的部落大聯(lián)盟，奠定了拓拔帝國的基礎。386年，拓拔珪建立北魏，并于399年定都平城（今大同），至此，拓拔部的國家形態(tài)正式建立。北魏建國前后，“息眾課農”、“計口授田”、“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以及大量移民“以充京師”和大量屯田（軍屯和民屯）等一系列措施的實施，使得拓拔鮮卑的農耕

經濟有了長足的發(fā)展。從登國元年（386年）至太延五年（439年），經歷了一系列戰(zhàn)爭的北魏最終統(tǒng)一了黃河流域。

此期間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相互影響，出現(xiàn)了民族大融合的趨勢。此后，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均田制”的施行以及遷都洛陽（中原）等措施，更是促進了民族融合，加深了拓拔鮮卑的漢化進程，農耕經濟也逐漸取代畜牧業(yè)經濟成了拓拔鮮卑的主要經濟方式。

游牧經濟和農耕經濟是兩種不同的生業(yè)模式，“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和“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備”④是兩種生業(yè)模式的生動寫照。需要指出的是，拓拔鮮卑在南侵過程中，漢民族的農耕文化究竟怎樣影響了其游牧文化，而拓跋鮮卑又如何改變其生活方式，走向漢化之路等重要問題，始終是學術界關注的研究熱點與前沿課題。

迄今為止，上述問題的探討，主要依據文獻資料的梳理和考古實物資料的分析⑤⑥⑦⑧，尚未見諸以下報道，即借助考古遺址出土人骨的C、N穩(wěn)定同位素分析，揭示先民的食物結構、追蹤先民生活方式的轉變進而探討農耕經濟對游牧經濟的影響。為此，本文擬以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的人骨為研究對象，通過相關分析，以探討其經濟類型的轉變過程，探索農耕經濟對其的影響以及鮮漢民族融合等重要問題。

二.材料與方法

1988年8～11月，山西省考古所和大同市博物館聯(lián)合組成考古隊，對大同南郊北魏墓群進行了發(fā)掘。這一墓葬群共有墓葬167座，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墓地保存狀況良好，僅有一座磚室墓（M117）被盜，其余均完好。出土北魏時期遺物1000余件，有大量陶器，一些器物中尚有部分黍、棗、核桃和扁桃等作物；少量的金銀器、銅器和鉛制品；亦有中原地區(qū)傳統(tǒng)物品，如漆器和釉陶器等；另外，還有大量動物殉葬，主要以牛、羊、馬和狗等動物為主⑨。

2.1樣品的挑選

本文所有樣品均選自該遺址。從遺址四個不同時期內，隨機選擇42具骨架個體，截取部分用作測試樣品。其中，第一期為遷都平城之前，即道武帝天興元年（398年）以前；第二期為遷都平城初期，即道武帝天興元年（398年）至太武帝統(tǒng)一黃河流域之前（439年）期間；第三期為太武帝統(tǒng)一黃河流域之后（439年）至太和初年左右；第四期為太和初年至遷洛（公元496年）以前。一~四期分別取樣2、10、18、12個，取樣部位均為保存狀況良好的長骨。具體情況如表一所示。

2.2骨膠原的提取

將Mandy⑩和Ambrose訛輥輯等人常用的方法，略作改動后，用于提取骨膠原。利用手術刀和打磨機，去除樣品上的褪色物質、皮質及骨髓，清除附在骨樣表面的污染。稱取大約2~3g骨樣，經去離子水浸泡后，置于超聲波水浴中反復清洗，直至清洗液無色為止。取出樣品，置于0.2 N的HCl溶液中，室溫下浸泡，每隔3天更換一次新鮮酸液，至無氣泡產生、骨樣酥軟為止。再用去離子水將樣品洗至中性，然后，置于0.125 N的NaOH溶液中浸泡20h后，洗至中性。加入0.001N的HCl（pH=3），置于烘箱中，于70℃下加熱48h，后趁熱過濾，95℃蒸發(fā)濃縮。最后，冷凍干燥，收集明膠化的骨膠原。

2.3測試分析

2.3.1元素分析

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理化實驗中心VARIO ELⅢ元素分析儀上對骨膠原進行C、N含量分析，數(shù)據如表二所示。

2.3.2穩(wěn)定同位素測試

在中國農業(yè)科學院農業(yè)環(huán)境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研究所測試中心進行C和N穩(wěn)定同位素的測試。測試儀器為Finnigan-MAT Delta Plus。C、N均以標定的鋼瓶氣為標準，即用I-AEA-N-1標定氮鋼瓶氣（以空氣為基準），用USGS 24標定碳鋼瓶氣（以PDB為基準），同時與相關單位進行橫向校正。C同位素的分析精度為0.1‰，N同位素的分析精度為0.2‰。

C同位素的分析結果以相對PDB的δ13C表示，而N同位素的分析結果以相對N2（氣態(tài)）的δ15N表示，數(shù)據見表二。

2.3.3數(shù)據的統(tǒng)計分析

應用美國SPSS13.0軟件進行數(shù)據的統(tǒng)計分析，分析結果見表二、表三。

三 結果與討論

3.1污染樣品的辨別

人體死亡掩埋后，其埋藏環(huán)境中的pH值、濕度、溫度以及微生物等諸因素，都將破壞骨骼原有的組織結構和化學成分，使之污染，即骨的成巖作用（bone diagenesis）輥輰訛輥輱訛。因此，辨別污染的樣品并將其剔除，是利用C、N穩(wěn)定同位素分析先民食物結構的前提條件。

現(xiàn)代骨膠原中C、N含量分別約為41％和15％，本文所用樣品C平均含量為42.35±1.04％，N平均含量為15.37±0.51％（見表三），表明樣品中的骨膠原保存狀況良好。此外，判斷骨膠原是否污染，更為重要的指標是其C/N摩爾比值。DeNiro等輥輲訛認為，C/N摩爾比值在2.9～3.6之間的骨膠原，可視為未污染。由表三可見，所用樣品的C/N比值全部介于2.9～3.6之間，其平均值及標準偏差為3.22±0.06％，表明所有樣品均未被污染，可用作以下的分析。

3.2骨膠原的δ13C與d15N分析

所有骨膠原δ13C與d15N值的散點圖，如圖一所示。

與其他樣品相比，編號為DT-6、DT-7、DT-19、DT-35的四具個體，均表現(xiàn)出異常的δ13C與d15N值。故此，在以下的分析討論中，暫不包括以上四個樣品。

除四個異常個體外，所有樣品的δ13C值均落于-11.14‰～-7.65‰范圍，平均值為-9.12±0.85‰，表明先民食譜中以C4類食物為主。此外，若按照簡單的二元混合模型訛輥輳，即以-26.5‰作為C3類的平均值，以-12.5‰作為C4類的平均值，而C同位素從食物至骨膠原約富集5‰，在不考慮C同位素在營養(yǎng)級間的分餾效應（0.5~1‰，常忽略不計）的情況下，可以得知，C4類食物在先民食譜中的所占比例約為74.25％～98.92％，平均值為88.89±5.66％。

與C同位素不同，N同位素在營養(yǎng)級間存在明顯的分餾，即食草類動物骨膠原的δ15N值，比其食物（植物）約富集3~5‰，而食肉類動物又比食草類動物富集3~5‰輥輴訛輥輵訛。若假設陸生植物的d15N值為3‰，沿營養(yǎng)級上升時N同位素約發(fā)生3‰的富集，那么，陸生食草動物的d15N值大約為6‰，而以其為主要食物的動物或人類，其骨膠原的d15N值，應接近于9‰訛輥輶。因此，原則上，9‰可作為分辨先民的食物是否以肉食為主的界標。由圖一可以看出，樣品的δ15N值分布在8.28‰~11.46‰之間，分布比較分散，表明先民食物中在肉食資源的獲取上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其中，δ15N值小于9‰的有11個樣品，占樣品總量的26.7％，而大于或等于9‰的有31個樣品，占樣品總量的73.3％。此外，樣品δ15N平均值為9.56±0.76‰，表明先民的食物結構，主要以肉食為主。

早在8000年前，我國北方地區(qū)即出現(xiàn)了粟作農業(yè)，包括粟、黍（C4類植物）等。仰韶文化（6000年前）以降，粟作農業(yè)得到很大的發(fā)展，成為中原地區(qū)主要的糧食來源。已有的研究表明，以粟作農業(yè)為主的先民，其骨膠原通常具有較低的δ15N值，例如，仰韶文化時期陜西姜寨遺址，其δ13C、δ15N平均值分別為-10.00±1.01‰和8.78±0.40‰訛輥輷；同時期的陜西史家遺址，其δ13C、δ15N平均值分別為-10.02±0.65‰和8.10±0.50‰訛輥輷；5000年前的青海宗日遺址，δ13C、δ15N平均值分別為-10.09±1.07‰和8.33±0.44‰訛輦輮；距今3300多年的河南殷墟，可視為典型的粟作農業(yè)區(qū)，其δ15N值最低，為5.88‰訛輦輯。而以畜牧業(yè)為主的先民，其δ15N值普遍較高，如內蒙古和林格爾東周墓地，其δ13C、δ15N平均值分別為-11.56‰、10.30‰輦輰訛；新疆焉不拉克墓地，其δ13C、δ15N平均值分別為-14.63‰和13.45‰訛輦輯。故此，有理由認為，一方面，大同墓群出土了不少黍類實物⑨，其人骨的C同位素也明顯呈現(xiàn)C4類特征，反映了拓跋鮮卑受到漢族農耕經濟的影響，已經從事粟作農業(yè)，而另一方面，其骨膠原的高d15N值，則表明粟作農業(yè)對先民食物的貢獻尚不占主導地位，先民的生活方式仍主要以畜牧業(yè)為主。該墓群中出現(xiàn)的大量棺前設奠與殉牲（其墓葬數(shù)量占全部墓葬的89.4％），以及許多棺木上的狩獵、野宴圖彩繪等⑨，也佐證了上述觀點。

3.3先民食物結構的變化

本研究的樣品分布于四個時期，分析先民骨膠原δ13C和d15N值在此四個時期的變化，可望進一步追蹤先民食物結構的變化、探索農耕對其生活方式影響的過程。

一期到四期，δ13C的平均值依次為-9.20±1.71‰、-9.84±2.12‰、-9.63±2.02‰、-9.44±2.12‰，SPSS中的方差分析表明（0.96＞0.05），一期到四期δ13C值無明顯的變化。雖然，d15N值從一期到四期呈增長趨勢（從一期到四期d15N值分別為9.37±0.29‰，9.73±1.52‰，9.60±0.75‰，10.09±0.90‰），但方差分析（0.57＞0.05）則顯示，d15N值的變化并不顯著。先民的δ13C和d15N值，在一至四期內均無明顯變化，表明先民的食物結構在較長時間內一直保持不變，即主要以畜牧業(yè)為生，這反映了拓跋鮮卑在南遷過程中，盡管受到漢民族農耕文化的影響，但主體上仍然保持其原有的生活方式。

大量文獻顯示，北魏時期畜牧業(yè)仍然在社會生產中占據主要地位，即使是漢化之后，拓拔鮮卑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其原有的生活模式。北魏統(tǒng)一黃河流域后，政權趨于穩(wěn)定，統(tǒng)治者也逐漸開始恢復國內經濟，畜牧業(yè)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另外，對外掠奪戰(zhàn)爭，也是其畜牧業(yè)經濟獲得發(fā)展的重要原因。例如，太祖拓拔珪天興元年（399年）二月，大破高車，掠獲牲畜近二百萬；拓拔燾在429年北征蠕蠕，連帶征伐高車，“獲馬牛羊亦百萬余”，僅高車一部的貢獻就使得國家“馬及牛羊遂至于賤”訛輦輵，此外拓拔燾還征占了西北，擁有了河西牧區(qū)輦輱訛。隨著北魏對北方游牧民族的逐漸征伐和兼并，得到了大量的牲畜補充，到了太和年間，平城地區(qū)的物質文化發(fā)展到了鼎盛時期。

3.4異常個體的食物結構分析

樣品DT-7、DT-19和DT-35分屬于二、三、四期，與其他樣品相比，其δ13C值差異明顯，且d15N值也相對較高，分別為12.10‰、10.61‰和11.46‰，表明他們具有迥異的食物結構。通常，以淡水食物為生的人類，較以陸生食物為主的人類，其骨膠原具有更低的δ13C值和更高的d15N值訛輦輶，故此，我們相信，上述三個樣品主要以漁業(yè)為生。至于樣品Dt-6，其C同位素(-11.14‰)，雖明顯表現(xiàn)出以C4類食物的特征，但其最高的N同位素比值(12.80‰)，則表明其營養(yǎng)級更高，其食物中肉食資源更為豐富。當然，也不能排除該個體來自干旱地區(qū)的可能性，這主要是由于干旱地區(qū)N的新陳代謝異常造成N同位素發(fā)生較大分餾所致輦輷訛。

考古資料顯示，以上樣品的隨葬品，與其他墓葬無明顯區(qū)別，表明此批墓群的社會等級基本相當，因而，以社會等級不同為由已不足以解釋以上樣品的同位素比值差異。這些具有異常同位素比值的樣品，可能的解釋是，他們?yōu)榉钱數(shù)鼐用?，而是從其他地區(qū)遷徙至此的移民。

文獻資料顯示，北魏從盛京遷都平城，再遷都洛陽，定都之后仍有大量的人口遷徙活動訛輧輮。如《魏書》卷二《太祖紀》云“天興元年（398年）春正月，……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徙何、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余萬，以充京師?！贝送?，本墓群出土器物中不少是中原地區(qū)的傳統(tǒng)物品，也有大量盛樂地區(qū)墓葬的器物型式⑨。故此，文獻資料、考古資料以及穩(wěn)定同位素分析結果，皆證實當時先民的遷徙活動較為頻繁。

3.5艱難的漢化之路

拓拔鮮卑的食物結構分析表明，盡管拓跋鮮卑在南遷過程中，受漢族農耕經濟的影響，業(yè)已從事粟作農業(yè)，但原有的生活方式—畜牧業(yè)，依然占主導地位。這反映了拓拔鮮卑的漢化之路并非“一帆風順”，畜牧業(yè)經濟始終處于重要地位，從而限制和延緩了農耕經濟的發(fā)展。

北魏內部拓拔貴族曾經長期對農耕經濟抵制，一度想恢復“祖制”。450年，即統(tǒng)一北方后的第十年訛輦輴，北魏統(tǒng)治集團仍帶著濃厚的游牧社會口吻，聲稱“國人本著皮套，何用綿帛”。拓拔燾征服高車后，“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yè)，乞減太半，以賜貧人”訛輦輴。這些資料進一步證明，拓跋鮮卑堅持其游牧民族的傳統(tǒng)而抵制農耕經濟的發(fā)展和推廣。反觀鮮卑的另外一支——慕容鮮卑，則在與漢族的交流中，迅速摒棄了原有的游牧經濟而采用了農耕經濟，在較短時間內即較為徹底地漢化，實現(xiàn)了民族間的有機融合。例如，遼寧北票喇嘛洞遺址，是一處典型的慕容鮮卑遺存，其年代正處于民族融合的初級階段。該遺址人骨的C、N同位素比值平均值依次為-9.67±0.79‰和6.42±0.91‰，表明先民基本為素食，反映了當時農業(yè)相當發(fā)達，已經取代游獵而成為主要的食物來源。

四.結論

對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人骨進行穩(wěn)定同位素分析，研究結果表明：

1）人骨的δ13C值在-11.14‰～-7.65‰范圍內，平均值為-9.12±0.85‰，表明先民主要以C4類食物為食。人骨δ15N值分布在8.28‰－11.46‰之間，平均值為9.56±0.76‰，反映了先民的食物中包含了大量的肉食資源；

2）一期到四期，先民的δ13C和d15N值無明顯變化，表明在較長時間內先民的食物結構基本保持不變，即主要以畜牧業(yè)為生；

3）四個樣品的δ13C和d15N值異常，表明他們?yōu)檫w徙者；

4）拓跋鮮卑南遷后，中原地區(qū)原有的農耕經濟對其未產生明顯影響，其依然保持游牧民族的傳統(tǒng)，即以畜牧業(yè)為主。與慕容鮮卑相比，拓跋鮮卑的漢化之路更為艱難。

致謝：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館曹臣明館長和王雁卿研究員對取樣提供了大力幫助，本系的王濤老師親自陪同取樣，楊益民老師和管理師姐在樣品測試和數(shù)據處理中提供了幫助，在此一并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