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話是大洋國的正式語言，其設計是為了滿足英社——即英格蘭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上的需要。到了一九八四年還沒有一個人能用新話作為唯一交流手段，不論是口頭上的，還是書面的?！短┪钍繄蟆飞系纳缯撌怯眯略拰懙?，但是這是一種特殊的技巧，只有專家才能做到。估計到了二〇五〇年新話終將取代老話（即我們所稱的標準英語）。在此之前，它逐步擴大地盤，所有黨員在日常談話中越來越多地使用新話的詞匯和語法結構。一九八四年使用的那一種，見諸第九版和第十版的新話詞典，是臨時性的，其中有不少多余的詞和過時的結構，以后就要廢除的。這里所涉只是第十一版詞典中應用的最后修訂稿。
　　新話的目的不僅是為英社擁護者提供一種表達世界觀和思想習慣的合適的手段，而且也是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這樣在大家采用了新話，忘掉了老話以后，異端的思想，也就是違背英社原則的思想，就根本無法思想，只要思想是依靠字句來進行的。至少是這樣。新話的詞匯只給黨員要正確表達的意義一種確切的、有時是非常細微的表達方法，而排除所有其他的意義，也排除用間接方法得出這種意義的可能性。所以能做到這一點，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創(chuàng)造了新詞，但主要是因為廢除了不合適的詞和消除了剩下的詞原有的非正統(tǒng)含義，而且盡可能消除它們的其他歧義。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新話中仍保留“free”（“自由”）一詞，但它只能用在下列這樣的話中，如“This dog is free from lice”（“此 狗身上無虱”）或“This field is free from weeds”（“此田無雜草”）。它不能用在 “politically free”（“政治自由”）或“intellectually free”（“學術自由”）的原來意義上，因為，政治自由和學術自由即使作為概念也不再存在，因此必然是無以名之的。除了肯定是異端的詞要取締以外，減少詞匯數(shù)量也被認為是目的本身。凡是能省的詞一概不允許存在。新話的目的不是擴大而是縮小思想的范圍，把用詞的選擇減少到最低限度間接幫助了這個目的。
　　新話是以我們今天使用的英語為基礎的，雖然許多新話句子即使沒有包含新詞，在今天使用英語的人聽來也是很難懂的。新話詞匯可分為三大類：類詞匯，AB類詞匯（也叫復合詞）和C類詞匯。這三類詞匯分別來談比較簡單，但是語法上的特點可以在A類詞匯一節(jié)中加以討論，因為這些規(guī)則對三類都是適用的。

　　A類詞匯。A類詞匯是日常生活需要用的詞，例如吃、喝、干活、穿衣、上樓、下樓、坐車、種花、燒飯等等，幾乎全部是我們已掌握的詞——例如打、跑、狗、樹、糖、房屋、田野等，但同目前英語詞匯相比，為數(shù)極少，而且意義也遠為嚴格限定。含義上的一切含混不清和細微層次區(qū)別都被排除干凈。只要能夠做到，這類新話的詞只不過是表示單一明確概念的一種聲音而已。類詞匯要用于文學目的A或從事政治、哲學討論是根本不可能的。它的用途只是表達簡單的有目的的思想，一般只涉及具體東西或人體活動。
　　新話語法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不同詞類幾乎可以完全互換。任何一詞（原則上這甚至適用于像“if”或“when”這樣非常抽象的詞）都可既用作動詞，又用名詞，或形容詞、副詞。動詞與名詞若出現(xiàn)同根，就沒有形式區(qū)別，這條規(guī)律本身就廢除了許多古舊形式。例如“thought”（“思想”的名詞）這個詞在新話中并不存在，而為“think”（“思想”的動詞）所代替，同時充名詞動詞兩用。這里并沒有什么詞源學原則，有時保留愿來的名詞，有時保留原來的動詞。甚至意義相近而詞源無關的一個動詞和名詞也都取其中的一個而不用另外的一個。例如沒有“cut”（“切”）一詞，因有一“knife”（“刀”）就夠了。形容詞可在兼作動、名詞的詞后面加一個后綴“-ful”（“的”），副詞加一“-wise”（“地”）。例如“speedful”意為“迅速的”，“speedwise”意為“迅速地”。我們目前使用的有些形容詞如“good”，“strong”，“big”，“black”，“soft”仍保留，但總數(shù)很少。對它們已無多大需要，因為幾乎任何形容詞都可以在一身兼作動、名詞的詞后加一“-ful”來解決?，F(xiàn)有副詞則無一保留，除了極少數(shù)原來詞尾是“-wise”，這一詞尾是始終不變的。例如“well”一詞該用“goodwise”。
　　此外，任何一詞都可以加一“un-”而有否定意義，或加一前綴“plus-”而加重語氣，或可加前綴“doubleplus-”而更加重。例如，“uncold”（“不冷”）意為“warm”（“溫暖”），而“pluscold”和“doublepluscold”意為“very cold”（“很冷”）和“superlatively cold”“極冷”）在當今英語中，（。也可以用介詞前綴如“anti-”，“post-”，“up-”，“down-”等來限定幾乎任何一詞的含義。用這樣方法可以大大減少總詞匯量。以“good”（“好”）一詞為例，就不必有“bad”（“壞”），因為“ungood”（“不好”）就足以表達同樣的意義。凡是有正反相對含義的一對詞，只需決定取消哪一個詞就行了。例如，“dark”（“黑暗”）可用“unlight”（“不明亮”）來代替，或“l(fā)ight”（“明亮”）用“undark”（“不暗”）來代替。一切決定于你的好惡取舍。
　　新話語法的第二個特點是它的規(guī)則性。除了下文即將提到的幾個例外，所有字形變化都遵循同一規(guī)則。這樣，所有動詞的過去式和過去分詞都以“-ed”收尾?！皊teal”（“偷”）的過去式是“stealed”，“think”（“想”）的過去式是“thinked”，如此等等，像“swan”，“gave”，“brought”，“spoke”，“taken”等等形態(tài)都給取消。所有復數(shù)都加“-s”或“-es”。“man”，“ox”，“l(fā)ife”的復數(shù)是“mans”，“oxes”，“l(fā)ifes”。形容詞比較級加“-er”，“-est”（如“good”，“gooder”，“goodest”）不規(guī)則形態(tài)“more”，，“most”則被取消。
　　唯一仍許有不規(guī)則變化的一些詞是代詞，關系詞，指示形容詞及助動詞，仍按原來形態(tài)，除了“whom”被認為沒有必要而取消，“shall”，“should”用“will”，“would”代替。有些形態(tài)的不規(guī)則性是猶豫講話要快或方便形成的。因此難以發(fā)音或容易聽錯的詞就被認為是不合適的詞，為了悅耳起見要加幾個字母，或保留古代形態(tài)。不過這主要在B類詞匯中。發(fā)音方便為什么這么受到重視，下文即將述及。

　　B類詞匯。B類詞匯是為了政治目的特別構成的詞；也就是說，是一些不僅各有政治含義而且其目的是使得這些詞匯的使用者具有特定的思想態(tài)度的詞。對英社原則沒有充分的了解，是很難正確使用這些詞的。有時這些詞也可譯成老話，甚至譯成A類詞匯，但這往往需要拖泥帶水的解釋而失去一定的附帶含義。B類詞匯仿佛是一種語言縮寫，常常把許多意思包括在少數(shù)幾個音節(jié)中，卻比普通的語言更加精煉。
　　B類詞匯都是復合詞。它們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組成，或幾個詞的部分組成，其結果形式很容易發(fā)音。這樣造成的合成詞一般都是動、名詞兼用，按普通規(guī)則變化。如“goodthink”（“好思想”）大體上可以理解為“orthodoxy”（“正統(tǒng)”），如用作動詞，意即“按正統(tǒng)方式思想”。它的形態(tài)變化如此：動詞、名詞“goodthink”，過去式和過去分詞“goodthinked”，現(xiàn)在分詞“goodthinking”，形容詞“goodthinkful”，副詞“goodthinkwise”，動名詞“goodthinker”。
　　B類詞匯不使按照詞源學計劃構造的。它們用來構成的詞可能有任何詞性，按任何順序排列，作任何刪節(jié)，既表明詞源，又要讀起來發(fā)音容易。如“crimethink”（“犯思想罪”），“think”（“思想”）在后，在“thinkpol”（“思想警察”）中，卻是在前，而后面的詞“police”（“警察”）又略去了第二個音節(jié)。由于在做到悅耳方便困難較大，B類詞匯中的不規(guī)則構成比A類多。例如“Minitrue”（“真理部”），“Minipax”（“和平部”），“Miniluv”（“友愛部”）的形容詞分別是“Minitruthful”，“Minipeaceful”和“Minilovely”，只是因為如改為“-trueful”，“-paxful”，“-loveful”發(fā)音比較困難。但原則上所有B類詞匯都是可以變化的，而且變化方式完全相同。
　　有些B類詞匯意思極為細微，對于沒有完全掌握新話的人，很難理解。例如，《泰晤士報》社會中這樣的一個典型句子：“OldthinkersunbellyfeelIngsoc”。用老話來譯，最簡短的譯法是“Those whose ideas were formed before the Revolution cannot have a full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les of English socialism”。（“凡是在革命以前形成思想的人不可能對英國式社會主義的原則有充分感情上的理解”。）但是，這不是個充分的譯法。首先，為了充分了解上引新話的句子，你得對“Ingsoc”（“英社”）一詞的含義有清楚的概念。此外，只有在“英社”方面有很好基礎知識的人才能了解“bellyfeel”一詞的充分含義，他的意思是一種今天很難想象的盲目熱情的接受，對“oldthink”也是如此，它與邪惡腐敗的想法難解難分。但是新話有些詞，“oldthink”是其中之一，其特殊職能不是表達意思而是消滅意思。這些詞必然為數(shù)不多，但它們的含義經一再引申，最后到了許多單詞組成的短語就可以廢棄不用了。因此，新話詞典的編纂者遇到的最大困難不是創(chuàng)造新詞，而是創(chuàng)造了以后確定它們的含義，也就是確定它們的出現(xiàn)和存在而可以廢除哪些詞語。
　　我們在“free”（“自由”）一詞的應用中已經看到，以前曾經有過異端含義的詞，有時為了方便予以保留，但只是在把不良含義給清除了以后。其他如“honour”（“榮譽”），“justice”（“正義”），“morality”（“道德”），“internationalism”（“國際主義”），“democracy”（“民主”），“science”（“科學”）和“religion”（“宗教”）等許多其他的詞都已不復存在。另有少數(shù)幾個覆蓋詞代替了它們，由此而消滅了它們。例如，所有集合在自由和平等概念的一些詞都包含在“crimethink”（“思想犯罪”）一詞中，而與客觀和理性有關的詞都包含在“oldthink”（“舊思想”）一詞中。再要精確細分就很危險。對于一個黨員的要求是要具備一種與古代希伯來人一樣的看法，認為除了他的族人以外，其他民族的人都崇拜“偽神”。他不需要知道這些神祇的名稱，也許按照他的正統(tǒng)教義，他知得越少就越好。他知道耶和華和耶和華的戒律；因此他知道有其他名字和屬性的神都是偽神。黨員也同樣知道什么是正確行為，因此也極其含糊籠統(tǒng)地知道可能會有哪些背離的行為。例如，他的性生活是完全由新話的兩個詞來節(jié)制的，即“sexcrime”（“性犯罪”）和“goodsex”（“好性”）?！皊excrime”包括一些性方面的不端行為，它包括私通、通奸、同性戀等其他行為，而且也包括正常為了性交而性交的行為。沒有必要把它們分別開來，因為它們都是有罪的，在原則上都可以處死。在C類科技詞匯中，也許有必要對某些不端性行為給予專門名稱，但是普通公民并不需要。他知道“goodsex”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夫妻的正常性交，唯一目的是養(yǎng)兒育女，在女的一方毫無肉體的快感；除此之外，別的都是“sexcrime”。在新話中很少可能進行異端的思索，最多只能想到這種想法是異端的而已，除此之外就不存在必要的詞匯讓你進一步進行思索了。
　　B類詞匯沒有意識形態(tài)上的中性的詞。替代型的隱語很多，例如“joycamp”（“享樂營”是強迫勞動營），“Minipax”（“和平部”是戰(zhàn)爭部）的含義與字面恰巧相反。有些詞則表現(xiàn)了對大洋國社會的真實性質有一種坦率的和蔑視的了解。例如“prolefeed”一詞，指的是黨給群眾的那種廉價娛樂和虛假新聞。其他的詞又是模棱兩可的，用在黨上有“好”的意思，用在敵上有“壞”的意思。但除此之外有大量的詞乍看之下僅僅是縮寫，但其意識形態(tài)色彩來自結構而不是含義。
　　凡是能夠做到，一切具有或者可能具有任何政治意義的詞都屬于B類。一切組織、團體、學說、國家、機構、公共建筑等的名字都無一不縮減到熟見的形態(tài)，那就是一個容易發(fā)音的、音節(jié)最少而保持原來詞源的單詞。例如真理部里溫斯頓?史密斯工作的記錄司稱為“Recdep”（“紀司”），小說司稱為“Ficdep”（“說司”），電訊司稱為“Teledep”（“電司”）等等。這樣做不僅僅是為了節(jié)約時間，甚至早在二十世紀初，縮語已成了政治語言的一個典型特點；而且早有人指出，使用這種縮語在極權國家和極權組織中最突出。例子有這樣一些詞：“Nazi”（“納粹”），“Gestapo”（“蓋世太保”），“Comintern”（“共產國際”），“Agitprop”（“宣鼓”）等。在當初，這種做法是無意識的，但是在新話中是有意識的，其目的是這樣的縮稱能把原來的大部分發(fā)生聯(lián)想的含義減少而巧妙地改變了該縮稱的含義。例如“Communist International”“共產主義國際聯(lián)合”）（使人想到的是全世界人類友愛、紅旗、街壘、馬克思、巴黎公社等合在一起的圖象。而“Comintern”（“共產國際”）卻僅僅是意味著一個嚴密的組織和明確闡釋的學說。它指的東西幾乎像桌椅板凳一樣容易辨認，而且目的也一樣有限。“Comintern”一詞可以不加思索地說出口來，而“Communist International”卻需要至少暫時想一想。同樣，“Minitrue”一詞引起的聯(lián)想要比“Ministry of Truth”少，而且容易控制。這不僅是養(yǎng)成使用縮稱的習慣的原因，也是竭力要使得每一詞都容易發(fā)音的原因。
　　在新話中，除了詞義確切以外，悅耳動聽是超乎其他一切考慮的重要因素。必要時語法規(guī)則往往為之犧牲。這是有理由的，因為，為了政治目的，最最需要的是意義明確而簡短的詞，能夠很快地說出來，而在說話的人心中引起的回聲達到最低限度。B類詞匯甚至因為它們幾乎全部相像而得勢。這些詞匯——如“goodthink”，“Minipax”，“prolefeed”，“sexcrime”，“joycamp”，“Ingsoc”，“bellyfeel”，“thinkpol”等都是只有兩三個音節(jié)的詞，重音平均分配給前后兩個音節(jié)。這些詞匯的使用帶來了一種機械單調的說話強調。目的就是使得說話盡可能脫離意識，尤其是關于意識形態(tài)上不是中性的任何問題的說話。在日常生活的應用上，說話之前無疑是需要思索一下的，但是在要求黨員對某件事發(fā)表政治或道德見解時，他就應該能夠像機關槍噴射子彈一樣發(fā)出正確的看法來。他訓練有素，又有新話做他的幾乎萬無一失的工具，而且詞語的組成又是聲粗氣壯，十分難聽，符合英社精神，就更有幫助了。
　　能夠選擇的用詞范圍又小，也很有幫助。與我們的語言相對而言，新話詞匯量很少，而減少詞匯量的方法又在不斷地出現(xiàn)。新話與其他語言的區(qū)別就是它的詞匯量逐年減少而不是增多。每減少一些就是一場收獲，因為選擇范圍越小，思想的誘惑也越小。最終是希望喉嚨發(fā)出聲音說話而不勞腦細胞操心。在新話的“duckspeak”一詞中坦率地承認了這一點，它的意思是“像鴨子一般叫”。“duckspeak”像B類詞匯中其他的詞一樣意義含混。如果發(fā)表的是正統(tǒng)意見，那就是贊揚。《泰晤士報》如提到黨的一個演說家是個“doubleplusgood duckspeaker”， 就是極大的恭維。

　　C類詞匯。C類詞匯是對其他兩類的補充，完全是科學和技術名詞。它們同今天使用的科學名詞相似，用同一詞根組成，但定義極其嚴格，不含任何不合適的旁義。它們的語法規(guī)則與其它兩類一樣。在日常談話或政治演說中很少應用C類詞匯?？茖W工作者或技術人員都可以在本專業(yè)的詞匯表中找到他們需要的詞，但其他詞匯表上的詞他很少應用。只有極少數(shù)的詞在所有表中都共有，并沒有任何詞匯可以表達科學工作的思想習慣或思想方法的功能，不論它的具體部門是什么。甚至沒有“科學”一詞，因為“英社”一詞已經充分包括了它所可能具有的意義。
　　從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新話中，不正統(tǒng)思想若超越了很低的一個層次是根本無法表達的。當然有可能說出一種非常粗糙的異端邪說，例如說“Big brother is ungood”（“老大哥不好”）。但這話在正統(tǒng)的耳朵聽來僅僅表達一種不言自明的荒謬，無法論證，因為沒有必要的論證的詞匯。與“英社”敵對的思想只能具有一種含糊的無言形態(tài)，只能用十分籠統(tǒng)的名詞來說明，而這些籠統(tǒng)的名詞加在一起不用解釋就能否定整批整批的異端邪說。說實在的，你只有把有些詞非法地譯成老話才能把新話用于非正統(tǒng)目的。例如，“All mans are equal”（“人皆平等”）在新話中可能構成，但只有用于老話中的“All men are redhaired”（“人皆紅發(fā)”）同樣的意義中。它并沒有語法錯誤，但是它表達的是一種明顯的不符合事實的話，即人人都是同樣的身高、體重或力量。政治平等的概念已不復存在，因為這個旁義已從“equal”（“平等”）的含義中排除。在一九八四年，老話仍是正常的交流手段，理論上存在著這樣的危險：在使用新話時你可能記得它們的原來含義。在實踐中，任何有“doublethink”（“雙重思想”）訓練的人不難做到這一點，但是在一兩代以后，甚至這樣的失誤的可能性也會消失。以新話為其唯一語言而教養(yǎng)成人的人不會知道“平等”曾經有過“政治平等”的旁義，或是“自由”曾是“思想自由”的意思，正如一個從來沒有聽說過象棋的人會知道“后”和“車”的旁義一樣。有許多罪行和錯誤是他無力犯下的，因為這些罪行和錯誤是沒有名詞的，因此是無法想象的?？梢灶A料，隨著時間的推移，新話的突出特點將越來越明顯——它的詞匯越來越少，含義越來越嚴格，應用不當?shù)目赡茉絹碓缴佟?br>　　在老話完全被取代以后，同過去的最后聯(lián)系就會切斷了。歷史已經重寫，但過去的文字仍有零星流傳，沒有徹底檢查，只要保持老話的知識仍能閱讀。但到將來即使這種片段得以保存也很難讀懂，很難翻譯了。很難把任何一段老話譯成新話，除非它說的是技術程序或者一些十分簡單的日常行為，或者已有正統(tǒng)話（新話應是“goodthink-ful”）的傾向。在實踐中，這意味著大致在一九六〇年以前寫的書是無法完整地譯成新話的。革命前的文字只能作意識形態(tài)上的翻譯，即不僅修改語言也要修改意義。例如《獨立宣言》中著名的一段話：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不言自明，人人生來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一定的不可讓與的權利，這些權利有生活的權利，自由的權利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取得這些權利，人類創(chuàng)建了政府，政府則從被治理者的同意中得到權利。任何政府形式一旦有背這些目的，人民就有權改變它或廢除它，組織新的政府……

　　要保持原義而把這一段話譯成新話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做到把這整段的話用一詞來概括：“crimethink”。完全的譯法只能是意識形態(tài)的譯法，把杰弗遜的話譯成一段關于絕對政府的頌詞。
　　的確，過去的許多文學都已用這個辦法加以改寫。出于名聲的考慮，有必要保持對某些歷史人物的記憶，同時使他們的成就與英社哲學一致。因此像莎士比亞、彌爾頓、斯威夫特、拜倫、狄更斯這樣的作家的作品都在翻譯中；這項工作完成后，他們的原作以及所有殘存的過去的文學作品都將統(tǒng)統(tǒng)銷毀。這項翻譯工作既費時又費力，在二十一世紀的頭一二十年恐怕不會完成。還有大量的實用文獻——不可缺少的技術手冊之類——也需這樣處理。主要是為了有時間進行這項翻譯工作，新話的最后采用日期才定在二〇五〇年這么遲的一個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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