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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個人能否在歷史上留得住名聲，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這位王茂蔭，歷仕清道光、咸豐、同治三朝，曾任戶部右侍郎兼管錢堂事務，那是正宗的“省部級”?？墒牵瑲v朝歷代的“省部級”多如牛毛，有幾個能在歷史上記一筆。王茂蔭卻是幸運的，他的名字出現(xiàn)在了馬克思的著作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了過680多人，其中唯一的中國人就是王茂蔭。盡管他的名字并沒出現(xiàn)在《資本論》正文中，只是記載在附注中。

? ? ? ? ? ? ? ? ? ? ? ? 你誰?。空娌皇?/p>

　　

? ? ? ?王茂蔭，安徽歙縣人。字椿年，號子懷。道光十二年(1832年)進士，歷任監(jiān)察御史、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及兵、吏、工部侍郎等職，是清朝貨幣理論家。

? ? ???貨幣理論？天朝上國對這一領域似乎還處于幼兒園階段，但凡大清懂一點也不至于被洋人坑的團團轉(zhuǎn)了。但王不同，他對大清既不貨幣也沒理論的貨幣理論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與超前的眼光。

? ? 讓我們看看他的事跡

　　咸豐元年(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財政危機加劇，當時有鑄大錢和無限制發(fā)行不兌換銀鈔等各種主張，實際都是主張用通貨膨脹的方法來緩和財政危機。王茂蔭上書《條議鈔法折》，建議發(fā)行可兌現(xiàn)銀鈔，提出“極鈔之數(shù)，以一千萬兩為限”。紙幣要能流通順利，必須注意和防止無限制發(fā)行紙幣而造成通貨膨脹這一弊端，以便“無累于民”而“有益于國”，被議駁。

　　咸豐三年(1853年)，針對肅順等請?zhí)龛T“當百、當五百、當千”大錢的建議(所謂鑄大錢，指鑄造錢體和重量都有所增加，而錢幣面額價值則增加得更多的貨幣，這使得銅錢的名義價值遠遠超過本身金屬材料的價值。)，上《論行大錢折》，嚴加批駁，指出：“官能定錢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錢當千，民不敢以為百;物值百，民不能以為千”、“若奸人以四兩之銅鑄兩大錢，即抵交一兩官銀，其虧國將有不可勝計者”鑄大錢必然使得物價上漲。同年3月咸豐準備添鑄了“當百，當五百，當千”的大錢，結(jié)果在流通中造成極大混亂，加之上述發(fā)行的不兌現(xiàn)的“寶鈔”，使通貨膨脹愈演愈烈。

　咸豐四年(1854年)，針對清政府發(fā)行不兌現(xiàn)的紙幣官票、寶鈔嚴重貶值，市場極其混亂的情況，三上《再議鈔法折》，這實際上是他關(guān)于改革幣制、緩和危機的第二方案。這個方案中提了四條補救措施，集中到一點，即堅持主張將不兌現(xiàn)的官票、寶鈔改為可兌現(xiàn)的鈔票，反對鑄造當百和當千等項大錢的主張，試圖用兌現(xiàn)的辦法來剎住繼續(xù)增發(fā)不兌現(xiàn)紙幣的勢頭，制止通貨膨脹，以挽回紙幣的信用。

　　結(jié)果觸怒咸豐皇帝，“王茂蔭由戶部司員，只知以專利商賈之詞，率行瀆奏，竟置國事于不問，殊屬不知大體。復自請嚴議，以謝天下，尤屬膽大。如是欺罔，豈能逃朕洞鑒耶?”

? ? ?就是說啥呢，“王茂蔭你壞事做盡，你只顧著商人的利益，只顧著自己賺錢，把我老皇帝的利益擱在一邊，朕即國家，不能讓朕獲利，真是太不關(guān)心國事了。再說了，錢是那樣重要的嗎？尤其是你居然再次提出什么修正方案，我駁一次你上一次，簡直是大膽妄為!”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大白話就是：你是真當我是傻b啊，我看不出你在動什么腦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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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于是，這些奏折永遠消失在了大清

　　但歷史就是這樣富有巧合性，這些奏折被當時俄國駐北京布道團的巴拉第收錄在1857年出版的《帝俄駐北京布道團人員論著集刊》里。1858年，德國人卡爾·阿伯爾和弗·阿·梅克倫堡將巴拉第的《帝俄駐北京布道團人員論著集刊》翻譯成德文出版，并更名為《帝俄駐北京公使館關(guān)于中國的著述》。馬克思正是看了這本書，注意到了王茂蔭及其貨幣觀點，并把這些寫進了《資本論》。這就是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中編號為83的附注里出現(xiàn)“王茂蔭”三個字的原因。

　　在這個附注中，馬克思這樣寫道：

　　“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向天子上了一個奏折，主張暗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換的鈔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審議報告中，他受到了嚴厲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這種信息都能被馬克思捕捉到，我們不禁被馬克思的淵博震撼，歷史具有偶然性，但資本論的成功絕非偶然

　　當然這是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譯文，當時對“王茂蔭”三個字的翻譯也是一波三折。

　　我們知道，陳啟修是第一個全卷翻譯《資本論》的人。之所以說是全卷，就是說在陳啟修之前的1899年，蔡爾康曾經(jīng)提到過《資本論》;1906年，朱執(zhí)信也介紹過《資本論》;1920年費天覺還部分翻譯過《資本論》。但他們都沒有注意到“王茂蔭”這個名字。直到1930年陳啟修翻譯《資本論》全卷時，才遇到“王茂蔭”這個難題。

　　馬克思原文中的“Wan—Mao—In”，被陳啟修譯成了“萬卯寅”，當時日本高素之的日文譯本將其翻譯成了“王猛殷”或“王孟尹”。陳啟修對“萬卯寅”當然也不滿意，便在下面寫了一條說明：“我曾經(jīng)托友人到清史館查此人的原名，現(xiàn)在還無結(jié)果，這里姑譯為"萬卯寅"，等將來查明時再改正罷?！?/p>

　　1936年，郭沫若讀到了陳啟修翻譯的《資本論》，并在清代編年史《東華續(xù)錄》中發(fā)現(xiàn)了這樣一段記載：“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奏：鈔法未善，酌擬章程四條。并以兵民怨恨，自請嚴議。得旨：王茂蔭身任卿貳，顧專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于國而利于商者，亦周慮而附于條規(guī)內(nèi)，何漠不關(guān)心國事，至如此乎?并自請嚴議，以謝天下。”

　　于是，郭沫若認定“萬卯寅”應該是“王茂蔭”。從此“王茂蔭”才真正出現(xiàn)在《資本論》里。 在晚清渾濁的官場中，作為官僚隊伍中的一員，王茂蔭在廉潔自律方面表現(xiàn)得也很出眾。史料記載他：“性清淡，寡嗜欲。京宦三十載，恒獨處會館(即歙縣會館，今宣武門外。王為安徽歙縣人)中。自本簡約，粗布糲食，處之宴如?！薄肮嘀荆忠痪碜詩?，京宦三十年，未嘗攜眷屬?！弊鳛橐幻饨ㄉ鐣摹笆〔考墶惫倭?，能做到這樣真是難能可貴。

　　王茂蔭的家訓，也是他的遺言，其中一些內(nèi)容今天讀來依然有警示作用，現(xiàn)摘錄幾段：

　　“凡人壞品行損陰騭，都只在財利上，故做人須從取舍上起?！?/p>

　　“看著當下取來雖見為有，不知非災橫禍出而消耗之必且過于所取，須以當下之不取為消將來這橫禍，則此心放得下。古云：漏脯充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隨之。當時時作此想，則自然不敢妄取?？什伙嬐当I泉水，熱不息惡陰木。有志者須極力持守，方可望將來有好日?？执撕笕贻吋耶a(chǎn)薄、家口多，衣食難度，遂至見利而不能思義，故切切言此，務務緊記為要。”

這些言語，雖為士大夫老生常談，但苦口婆心，言之真挈，也是他自己人生的寫照。

　　從叮囑家人的另一件事上，可看出王茂蔭對名利的淡漠。在封建社會，“坐一乘轎，娶一房小，刻一部稿”，即除了做官、娶妾，能刊印留下一部書稿，這是士大夫夢寐以求的事。看王茂蔭如何說的：“我之奏疏。詞雖不文，然頗費苦心，于時事利弊實有切中要害處，存以垂示子孫，使知我居諫垣，蒙圣恩超擢非自阿諛求榮中來。他日有人入諫垣者，亦不必以利害之見存于心，能盡此心，自邀天鑒，可以望做好官。惟可傳家，不可傳世。斷斷不宜刊刻，切切是囑?！弊詈筮€補上一句：“刻書是我所惡，無論何人總要想著書傳世，將來必有祖龍再出，一舉而焚之”。

? ? 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學氛圍中，士大夫把留名青史作為人生最高追求，王茂蔭能把人生看得如此豁達通透，實在是罕見。不過，歷史就是如此詭異，就是這樣一位不想留名的人，歷史偏偏永遠牢牢記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