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聞博】

3月18日中午起，比利時封國了。

繼意大利、法國、西班牙之后，筆者所在的國家也被輪到了。接著德國，最后是歐盟宣布整體封境。這樣一來，雖然地理上不太嚴格，不過可以說歐洲基本算是“封洲”了——所有的西歐國家里除了還沒進入狀態(tài)的英倫三島，其他主要國家都開始重走中國國內(nèi)各省市已經(jīng)走過的那條艱難的路。至于終點有多遠，天曉得。

真是天意弄人，想想也就一個月前，還是華人華僑四處搜刮口罩和物資往國內(nèi)運，不但我們Z大校友會給國內(nèi)送了批物資，我自己還給家里人運了一箱口罩。想不到一個月后我就要刷國內(nèi)快遞的口罩什么時候能到了。

怪不得89歲的巴菲特連續(xù)看到三次熔斷后不得不感嘆自己太年輕，我深有同感（右手摸了把不存在的胡須，發(fā)現(xiàn)只有胡渣還沒剃干凈）。

政府的作為

平心而論，比利時政府的反應不算太糟，特別是在美國特朗普和英國版特朗普這兩位的襯托下，甚至可以說超出預期。

比利時政治日常算是歐洲當今政治的一個縮影。該國人口只有上海的一半不到，但是大致均勻地分為了荷蘭語人口和法語人口，隨之而來的是政治上的分裂，荷蘭語區(qū)和法語區(qū)各有自己的官方語言和一套政府機構，行政高度獨立。他們包圍了布魯塞爾首都大區(qū)，形成了荷語區(qū)、法語區(qū)和布魯塞爾首都大區(qū)三套班子——哦，忘了說了，還有一個萬位德語人口組成的德語區(qū)的存在，不過沒啥存在感。在這之上，還有比利時王國的聯(lián)邦政府和議會。

平時兩個語區(qū)的政府和政黨就在議會里關于稅收負擔問題日常撕，民間也撕。早年荷語區(qū)鬧分裂的時候，歷史可與牛津劍橋比肩的著名魯汶大學被拆分成了荷蘭語魯汶大學和法語魯汶大學，傳說連一套百科全書都按照字母被拆成兩套分了（只是傳說，但是可見一斑）。后來在2010年，由于選舉組黨問題，使得比利時創(chuàng)下了589天的發(fā)達國家最長無政府記錄。最近一次選舉，右翼取得大勝，也使得大眾對于排外的擔心日益加劇。

不過這次疫情到來以后，由少數(shù)派領導的看守政府被賦予了更大權力，十個政黨罕見地擱置了政見不同，連政府自己都承認：“說真話，近年來我們政府在大眾心里的形象真不太正面，這次在新冠病毒前，政黨間罕見地合作了?！?/p>

自意大利宣布加強防控措施后不久，3月12日比利時國家安全委員會連夜召開會議，決定停課、停止體育賽事、停止大規(guī)模集會。第二周更是加碼到企業(yè)在家辦公，也就是歐洲版的封城（當然遠沒有那么嚴格）。

可以說和鄰國比起來，這次比利時政府的表現(xiàn)有點高于預期了。然而，如果他們早點采取行動的話，形勢會更好。要知道僅僅在4天前，政府官員還對媒體表示意大利式的廣泛隔離對比利時來說沒什么可行性。

Je m’en foutisme（我才不在乎）

如果說政府表現(xiàn)尚可，那這次普通民眾里面一部分人的表現(xiàn)就實在令人失望了。

疫情在湖北大規(guī)模爆發(fā)的初期，比利時不少本地普通人基本抱著看戲和調(diào)戲的雙重心態(tài)來看待疫情在中國和亞洲的流行。比如當我試圖提醒周圍同事和朋友這次疫情的嚴重性的時候，往往聽到諸如“啊，2-3%，也就和流感差不多的死亡率么？”、“為什么亞洲人都愛戴口罩，我又沒得病我是不會戴的”之類令人無語的話，非常懷疑這些個個學歷甚高的人到底接受了什么教育。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部分年輕人趁著政府宣布鎖城和正式實施的空檔去搞了“大趴”，一大群人徹夜狂歡，除了免不了的酒精大麻，還有各種近距離密集接觸……最后連學校教授都看不下去了。根特大學的Wim教授就在網(wǎng)上發(fā)了一封公開信，信里談道：

現(xiàn)在沒什么時間讓我們對政府的規(guī)定像青春期的孩子那樣叛逆了，或者一笑了之，或者反其道而行之顯得自己很酷，或者嫌這些規(guī)定很麻煩，還不如去開party。政府周四發(fā)的規(guī)定，其實周三就已經(jīng)制定了，因為要通知各個部門做好安排，而不是為了大家周五晚上開“封城Party”然后全部感染，不是讓你們享受和家人一起去喝酒聚會的快樂時光的。

這讓我很傷心。我們平時自以為是，習慣了反對任何事情（不管別人說什么我們都反對），我們就愛說“Je m’en fou”（我不在乎），我們覺得我們每個人單獨可以打敗瘟疫。其實我們這樣個人主義會讓我們自己喪命。

現(xiàn)在僅有的控制了瘟疫的國家是中國、日本（？？）和新加坡，他們真的實現(xiàn)了讓感染人數(shù)增長曲線趨緩了。這是為什么呢？第一，他們有應付傳染病的經(jīng)驗，比如SARS和禽流感；第二，他們的政府可以快速反應并制定很嚴格的規(guī)定；第三，他們的民眾齊心協(xié)力抗疫。

我們在比利時，這三點都做不到。前面兩點我們暫時沒有辦法（現(xiàn)在比利時處于無政府狀態(tài)），第三點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更有甚者，比利時荷蘭語區(qū)一所高中的學生還搞了個大新聞。

位于Waregem的圣保羅學校在休學前夕辦了一個化妝活動，有一組學生搞了半身馬褂唐裝+日式和服+越南斗笠的奇怪組合，舉著寫有碩大“冠狀時代”字樣的木牌，拍攝了合影。照片被放到該校在ins和臉書的主頁上，仔細看的話可以看到第三排有女生用手指拉眼皮做出種族歧視的動作。

這種狗血畫風瞬間把所有亞裔都得罪了，華裔、越南裔、韓裔紛紛在推特上用各種語言“問候”這些唯恐天下不亂的愚蠢學生。很多有正義感的歐美網(wǎng)友也都看不下去，寫信給該?？棺h。

然而，以上其實還算是“文明”些，直接上暴力的案例已不是孤例了，各種辱罵甚至當街襲擊亞裔面孔的事情在比利時已發(fā)生多起，好在警察還能及時介入。不知道疫情惡化以后情況會如何。慶幸的是，槍支在比利時尚不泛濫，亞裔不需要如北美華人那邊囤積軍火搞塢堡聯(lián)防。

英倫豬隊友的日常

盡管目前來看比利時政府的措施總體尚可，但仍架不住鄰國政府的不負責任——對，我說的就是英國政府。

要知道歐洲雖號稱“封洲”，但只是封閉歐盟的外部邊界，各國雖然都有不同的封鎖措施，國與國的邊境卻并沒有封閉，人員、物資來往并沒有過多限制。理論上從倫敦市中心坐高鐵到布魯塞爾市中心僅需2小時，而布魯塞爾不單是比利時的首都，也是歐盟總部和北約總部所在地。這種情況下，個別政府的不作為往往會成為防疫的最大破口和未來疫情反復的隱患，陷他國于不義。

這方面，英國可以稱為典型豬隊友，該國首相約翰遜之前臭名昭著的關于集體免疫的講法完全就是在推卸政府應當承擔的責任。沒有疫苗談集體免疫就是耍流氓?。ň筒徽f三遍了，大家自己默念吧。）

歷史上就有所謂無疫苗集體免疫的例子。美洲印第安人被歐洲殖民者“安排嘗試”過一次無疫苗的集體免疫，結果大家都知道了——歐洲殖民者帶來的天花，比槍炮和鋼鐵更有效率地掃蕩了美洲原住民人口，部落族人多則被徹底消滅，少則損失大半。到了20世紀初，當他們終于建立起了集體免疫能力的時候，這個集體和他們的文化已經(jīng)基本處于瀕臨滅亡的邊緣了。

而且哪怕從他們自己的政治原則角度來講，這種放棄治療式的單方面的政府措施也是不合其政治倫理的。這種關系到全民健康，關系到是否應該讓“60-70%的國民感染，更多的家庭將過早失去他們所愛的人”的決策，難道不應該經(jīng)過議會的充分辯論，經(jīng)過全民公決才能生效么？一個內(nèi)閣首腦出來，花幾分鐘說幾句話就能隨隨便便決定上百萬人的生死——到底誰在搞獨裁？

是啊，當年二戰(zhàn)時，面臨至暗時刻的丘吉爾那永不投降的演說，英國人可是津津樂道，電影拍了一遍又一遍。那時德國軍隊還在對岸的法國，隔著海峽自然可以有勇氣。古希臘那句名言怎么說的來著的？“即使懦夫躲在城墻后，也是勇敢的?！爆F(xiàn)在病毒可不顧忌皇家海空軍。當然，現(xiàn)在只剩下區(qū)區(qū)個位數(shù)主力戰(zhàn)艦和沒飛機空殼航母的皇家海軍也沒啥嚇人的……

更可悲的是，有些英國華人還在拼命為這種懶政和“集團不負責”洗地。微信群內(nèi)曾出現(xiàn)過一篇號稱是對英國華人醫(yī)學專家的采訪，里面這么說：

“中國和英國居住條件不同，中國都是高樓，電梯就是巨大的傳染源，英國基本上獨門獨戶，住高樓的相對少。從醫(yī)學上說，全民免疫值得考慮，因為大型傳染病全球流行，完全防治已經(jīng)很難，只能大家保護自己，盡量少出門?！?/p>

“這個病說白了就是兩個極端，一個是輕癥，不治也好，重癥呢，治也會死掉。目前對這個病沒有疫苗，完全靠人體免疫力。加上已經(jīng)傳開了，檢測也沒有多大意義了， 輕癥不需要醫(yī)學干預，更不需要耗費醫(yī)療資源。而重癥患者，幾乎救不回來，因為病情發(fā)展太快。需要把這個病理‘丑惡’的一面告訴大眾。”?

中國都是高樓？除了一二線城市，中國哪來都是高樓？英國基本上獨門獨戶？大倫敦笑而不語。

后面那段基本就是胡說八道了。

首先，大多數(shù)疾病都可以分為輕癥重癥，如果你把重癥定義為高死亡率組，那也可以說治了也會死掉。按這個邏輯，是不是等于遇到傳染病就袖手旁觀談心性了？

再者，即使有輕癥重癥之分，但是不等于輕癥病人不會惡化為重癥病人。在不加醫(yī)療干預的情況下，若大量本來只得輕癥的病人得不到有效治療，轉為重癥，請問這位教授負不負責任？

最后，如果不檢測輕癥，病人如何隔離？大量輕癥病人把病毒向全民擴散，最后使得很多本來可以不被感染的人群得病甚至死亡，這豈不是草菅人命？

平時把英國醫(yī)療體系NHS吹上天，爆發(fā)疫情的時候就談集體免疫，真是活久見。

另外筆者查了一下文中花式洗地的Ma“院士”，他那所謂的院士，其實是吃了中英文翻譯的豆腐。

這里的“院士”是對英文fellow的翻譯，而在歐美，任何民間機構，如職業(yè)協(xié)會之類的，都可以做主給自己的成員發(fā)放fellow頭銜。比如這個皇家麻醉學院的官網(wǎng)上清晰寫明，凡是考試合格符合條件的都可以被授予fellow。所以這種fellow，其含金量和我國科學院那種國家部委評定，代表一個國家最高水平和世界領先水平的科技頂尖人物、最高學術權威的院士相比，真是云泥之別。

近年來一般負責任的翻譯會把海外的這類fellow翻譯成“會士”，本質上是一種職業(yè)資質認證。該Ma“院士”就是頂著院士抬頭在國內(nèi)四處走穴，而英文簡歷卻老老實實寫了學會規(guī)定的縮寫，以至于你在他們官網(wǎng)上都搜不到他的名字。

這讓我想起了投行界滿天飛的VP（字面意思是副總裁）。雖然美國副總統(tǒng)也叫VP，但是在投行，只要畢業(yè)以后熬過五年的正式員工一般都會被給予VP的頭銜，一個投行里起碼有上萬個VP。早年中國資本屆不明就里，看到對方派了個VP，我們這里中資行就真的派了個副總（很可能是廳局級干部），見面的時候非常尷尬，一時傳為業(yè)內(nèi)笑談。

截至本文撰寫完成時，西歐主要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不論在確診數(shù)、死亡率還是死亡人數(shù)上，都已超過甚至遠超中國。

病毒不會先看護照再決定是否感染，同樣，對抗疫情也不應該優(yōu)先考慮什么文化傳統(tǒng)和民眾習慣，越早果斷拋下那些無形的壇壇罐罐，就能越早地把國家從疫情中拯救回來。

當然，我們自己更應該把著眼點放在疫情結束以后的世界。要知道疫情終有結束的一天，但是很可能未來的世界會經(jīng)歷一次政治、經(jīng)濟和外交的洗牌。我們應該從現(xiàn)在就開始著眼于未來政治外交和產(chǎn)業(yè)鏈的布局。

挑戰(zhàn)和機遇，永遠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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