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答金永祁通知

《戲劇報》第四期發(fā)表了金永祁同志的文章，批評我對《文姬歸漢》“沒有采用兩分法……從而全盤否定了原本?！辈⒅赋鰟h去祭昭君墓的〔反二黃〕是“錯把精華當成了糟粕”，最后又因我“既然繼承了原本的部分勞動，又對原本持全盤否定的態(tài)度；既不同意原本可以演出，又把支持原本的人，說成是‘極端保守觀點’?！睆亩贸鲎鳛楦木幷撸ㄆ鋵崙撌钦碚?之一的我，“也未免有點求功心切”的結論。

為此，我也想講幾句話：一、說明情況，借以消除誤會；二、由此及彼，談談自己淺見。

首先應當明確，我是否如金永祁同志所講：“全盤否定了原本”。

我在發(fā)言中，沒有談到金仲蘇先生寫作《文》劇的時代背景和愛國主義思想傾向，也沒有提及《文》劇是程派藝術中期的代表作，可以說是不夠周到、但這絕非“避而不談”。我之所以側重于指出原本中某些情節(jié)與形象有損于少數(shù)民族感情，主要是針對主張原本與改本同時演出而言，其中雖有“原本也是必須經過修改才有可能演出的”之類用語，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對于原本的全盤否定。因為當時話劇《蔡文姬》正在某些地區(qū)展開爭論，程劇原本既然涉及民族政策問題，如果原封不動地演出，也許就會火上加油、以至掀起更大的波瀾。不過原本存在的問題畢竟是局部性的，是完全可以改掉的，可是主張原本與改本同時演出的，似乎沒有考慮到這一點、或許雖已有所考慮卻又認為只要有了祭昭君墓的反調，其它問題可以不在話下。我認為這種只顧欣賞藝術、不管政治影響的提議，是一種極端保守觀點的反映，并不能和紅線女同志既演《王昭君》又演《昭君出塞》同日而語，因為后者只是藝術上的競賽、并不存在什么政治問題。而《文》劇則不然，所以說，主張按原本演出的，不是對原本的支持、而是在“幫倒忙”。試想，既稱之為“幫倒忙”，就相當于對原本的表態(tài)，縱或缺乏“兩分法”、至少也不是對它的全盤否定。這個文法和修辭方面的常識，在為我澄清問題上，或許可以起點作用吧。

金永祁同志提醒我看一看《楊門女將》和《滿江紅》，是否也有有損于少數(shù)民族感情的地方。我覺得這個提醒無論對于我、對于處理民族題材，都是大有好處的。在這個問題上，首先應該明確的是，什么叫做“有損于少數(shù)民族感情”。象《楊門女將》余太君怒斥王文：“無故興兵犯界，反敢口出狂言。速速馬前歸順、饒爾不死！”以及“恨遼邦”、“賊王文”……，《滿江紅》岳飛口中的“金酋”、“胡塵”、“狼子野心”、“背信棄義”……這一類的臺詞。都不能算做有損于民族感情：倒是岳飛《滿江紅》原作中“壯志饑餐……”“笑談渴飲……”卻往往招致某些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的反感。這是因為前者被斥責的是侵略者，而后者“饑餐”“渴飲”云云，卻是泛指的那一整個民族。我認為這是劃分是否有損民族感情的杠杠之一。我們說《文》劇某些處理不當，指的正是從劇中人物對話或內心活動中，反映出來的一種漢民族對于其他民族的某些帶有侮辱性的思想感情，這就和《楊門女將》、《滿江紅》有著原則性的區(qū)了，許這種單的解釋還缺乏說服力，那就無妨找一誠、中國我曲研究院編銀《程現(xiàn)秋演出劇本選集收入十個網(wǎng)本、金老先生的劇作有善表、式荒山附》、春夢分等、作為“程派藝術中期代表作“的文歸漢反而并未入選。原因也許是多方面的，我，由于劇中存在蓉涉及民族政童方面的問隨而又一時于槽手、恐怕多少總有些關聯(lián)吧、如果是這樣的活、都么，我講“原本也是必須經過修改才有可能出的”也就有一定根據(jù)了。

這就涉及到政策問題。我在發(fā)言中、只是指出《文》劇原本存在著有關民族政策的問題，而不是象永祁同志所講“以今天我們對待少數(shù)民族的政策，批判五十八年前的原本?！蔽也⒉环磳τ榔钔局v的：“我們過去的政策、只適用于過去的情況，我們今天的政蒙、只適用于今天的情況。”但是我要問；如果按照過去的政策寫出來的劇本，而違反了今天的政策、又該怎么辦？是想方設法去消除它呢？還是千方百計為它的繼續(xù)存在辯護呢？從永祁同志講的“存在決定意識”、“意識反作用于存在”那一段話來看，我似乎蒙就就地體會到他認為應該做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果若如此、問題就不僅限于《文》劇本身、雨是沙及到如理解“古為今用”，如何對待“推陳出新”一系列問題了。

我講，對于《文》劇的整理、“事后幫了點小忙”，既非謙虛之詞，“事后”二宇更是實寨求是且不說我和李世濟同志這一戲劇性合作的來去脈、只說當我接觸到整理本之時，有些重要的場子、情售以及唱段，已經做了較大的增。我只是壓縮了少歌松散的場子和改了一些有損于民族感情的合調。金永祁同志認為我剩掉了祭昭君墓的唱段面感到輔心又因在電視節(jié)目中看到李世濟同志清唱了這段反、“內心非常欣慰”（其實這段戲不僅見清唱、畫從去年起，也已見于舞臺)。不過說起這件事來、感館連指責我的人也會和被指責的我一樣啞然失笑的，那就是關于祭昭君墓的取消與恢復，系鈴解鈴完全出自于世濟同志，這或許是永祁同志始料所不及吧。我講這些，并非要把世濟同志“兜”出來，而是為了說明：一、她在取消這段戲時，有自己的見解，恢復這段戲時，也有良好的愿望、不管怎樣，可以看出她對待流派劇目的積極態(tài)度：二、由于《文》劇情節(jié)結構的變動、祭昭君墓在整理本中的位置，已和原本有所不同：三、最初取消這段戲，曾經引起爭論，現(xiàn)在恢復這段戲，照樣也有不同的意見。由此可見，得失之間，還不能遽下結論。從事物運動規(guī)律來看，新與舊這對矛盾、在一定時期，時常產生并存或者競爭的現(xiàn)象，但只要“改”字當頭（這個“改”指的是為了順應時代要求所做的變革)，原來的新事物，會因更新的事物出現(xiàn)而自身也變成相對的“舊”。按照我的看法，《文》劇整理本，既已經歷兩次改動，就有可能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對比和思索之后，將會有一個更進一步的改本出現(xiàn)。這就是說，僅《文》劇原本存在著舊社會的時代局限，兩次整理本同樣也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局限，間題在于敢不敢正視這種局限？要不要變革這種局限？能不能彌補這種局限？《文》劇如此，其它劇目也并無例外，這就是戲曲推陳出新的必由之路，在這個意義上講，古今中外任何戲劇名著、只能成為“文獻”，不能當作“定本”。一個好的劇本，一個經得住時代考驗得以流傳于舞臺的劇本，通?？傄霾粩嗟男薷囊灰辉髡邥嘈墓略劦鼐窦氉?，但歷史的無限性則決定了在更多的時候、是由他人改，是由后人改的。（古今中外事例盡多，不必舉例)因此，對前一時期（乃至古代）的“名作”進行整理、改編和再創(chuàng)作，應當是對原作的繼承和發(fā)揚，在戲曲改革的方針政策中是完全合法的，盡管存在著改好或改壞的問題，但是，在討論這些問題時，使用“求功心切”之類語言，那就既不利于團結，更難免使人對整理改編傳統(tǒng)劇目有望而生畏之感。

有關《文姬歸漢》就談到這里，雖然也涉及一些原則問題，但淺探輒止，留待更多的讀者發(fā)表意見，并予以指正。

【作者：范鈞宏 1983.5《中國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