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到網(wǎng)友“鳴鏑”在網(wǎng)上發(fā)表的一首題為《羊羔》的詩，“鳴鏑”先生很為我們武漢的父母官車延高書記鳴不平。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2010年10月，中國文壇曾掀起過一陣不大不小的熱議。隨著三年一度的第五屆“魯迅文學獎”頒獎結(jié)果的揭曉，中共武漢市委常委、紀委書記車延高先生的參選作品《向往溫暖》詩集被授予“魯迅文學獎”。這一結(jié)果隨即受到詩人、文藝評論家陳維建先生另一種聲音的“高評”。陳先生還舉例地將車先生的另一篇大作《徐帆》轉(zhuǎn)發(fā)在微博上，并給車先生的這類詩起了一個新穎的的雅號，名曰“羊羔體”。一時媒體嘩然，議論雀起，褒貶不一，毀譽交加。撮其要點，大約有兩種意見：

一是；有人認為車先生的詩是真正的平民化的好詩，其語言質(zhì)樸、簡潔、直白，感情真摯，老百姓一看就懂，甚至也能動手仿而效之地寫個一篇兩篇。再說車先生作為一名官員能有如此情懷，如此勤奮，真的難得。因此車先生的大作獲評“魯迅文學獎”乃是當之無愧的。

二是；有人認為車先生的詩近似口水詩，純屬隨意即興之作。然而也能順利地榮登大雅之列。如此看來，神乎其神的“魯迅文學獎”也不過爾爾，有些近似當代中國文壇玩物，實在有負魯迅盛名。再設(shè)若“魯迅文學獎”真的莊嚴肅穆，高貴典雅。而車先生之口水詩集類竟能順利地登堂入室，想必是權(quán)力的質(zhì)量更勝于詩集本身的質(zhì)量。同時，車先生身為高官，位高權(quán)重，職責所系，千斤重擔。他本應盡心竭力于全市肅貪賄，倡廉勤之偉業(yè)。何故起五更，睡半夜地嘔心瀝血，沉迷詩海。并連篇累牘地發(fā)表于大報小刊，三番五次地角逐于各類賽事與獎項。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關(guān)于物質(zhì)總是在一定的時間空間中運動的觀點，車書記在詩余還能有多少時間、精力去從事黨務(wù)政務(wù)？這到底是想當一名好官，還是想做一位名詩人呢？

如上高論說來說去，其爭論的焦點還是在圍繞著詩——特別是中國詩到底應該怎麼寫、怎樣讀，如何評來展開的，究竟還是一個略為摻雜了一點政治成分的文學藝術(shù)理論問題。雖然其中有些言詞似乎激烈，使“魯迅文學獎”的諸位評委們及車先生本人多少有些尷尬，但其好心還是為著中國詩的繁榮昌盛，為著中國詩的純潔高貴。

于詩我是門外漢。我對中國詩到底應該怎樣寫、如何評一竅不通。這或許都是文藝精英們的業(yè)務(wù)專利。因此我對車先生的詩集該不該評為“魯迅文學獎”沒有一點發(fā)言權(quán)（當然人家壓根兒就無需我這類人發(fā)言，我其實是自作多情）。但鄙意以為上述那些評論都是就事論事，并未及此事本質(zhì)之皮毛。謂于不信，請看人家香港《信報》的觀點。那才叫深刻敏銳，是真正的講政治、講正氣。該報在2010年12月31日以《黨政官員隱形利益在擴張》為題，把包括官員角逐各類獎項在內(nèi)的一類“公費出國、公務(wù)接待、公車待遇、部分福利、人情送禮、特權(quán)車牌號、特供煙、安排子女上學就業(yè)，以及通過評選獲得本不該屬于自己的種種獎項、稱號和延伸的（含金）收益等”，統(tǒng)統(tǒng)列為嚴禁黨政官員直接或間接地獲取的“隱形利益”。(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何謂“隱形利益”？《信報》援引“北京消息人士”的觀點：“在健全的公務(wù)員制度環(huán)境下，官員以其公職為唯一職業(yè)（敬請認真解讀“唯一”這一觀點），基于公務(wù)而取得的法定工資是其最主要的收入，其合法利益還包括獎金和福利等，嚴禁官員利用特權(quán)謀取經(jīng)濟在內(nèi)的利益（這也是值得認真解讀的又一概念）”。

車先生現(xiàn)在是國家公務(wù)員身份。這一命題應該是沒有任何虛假成分的。這樣一來問題就清楚了。假如“北京消息人士”的上述觀點是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要求的，那么就不是車先生的作品到底該不該獲得“魯迅文學獎”稱號的問題，而是車先生到底應不應該去參加這類評選活動以及“魯迅文學獎”評委會應不應該接納車先生參評要求的問題！

這是因為“官員隱形利益的存在，使廉潔從政、嚴格自律的道德操守受到嚴重腐蝕，而且與現(xiàn)代社會提倡的誠實守信、公平正義、清正廉潔等道德風尚格格不入，與執(zhí)政黨艱苦奮斗的作風和求真務(wù)實精神也直接沖突?！比绻v容這類現(xiàn)象滋生蔓延，就勢必違反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引起社會公眾強烈不滿，混淆掌權(quán)用權(quán)的目的，模糊權(quán)力行使的范圍，扭曲執(zhí)政為民的觀念，滋生濫用權(quán)力的作風。

話說到這里，總算說到了根本上。但我們也應該為車先生再說一句。其實官員寫詩、發(fā)表詩，古已有之。這原本是一件極雅的事。因為官員也是人，一時“情動于中”必也“形于言”，更何況我們這個時代值得寫的東西真是太多了！因此老百姓對這一點應該是絕對理解并歡迎的。武漢人民還是有目共睹的，車先生的確不失為一位好官，尤其是他的草根情節(jié)尤為可貴。但百姓的愿望是清者更清，白璧無瑕。車先生一定能想到這一點，因此他一定會更釋然。正所謂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yè)，這是為官的最高境界。我今天閑得無聊寫這篇拙文，也是真心實意地出于對車先生的尊重，絲毫沒有將車先生與那些等而下之的貪官污吏相類比的意思。所以我們最好還是聽聽香港《信報》的勸誡。因為我們這個社會各種資源（包括文化資源）實在太稀少了，我們還是不與民（包括大多數(shù)文人在內(nèi)）爭利的好！

（2011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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