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加入了一個教育群，一個群友痛感中國當下思想的缺失，大聲疾呼要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樣的呼吁肯定是不錯的，自蔡元培在北大倡導這一精神以來，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作為一種價值導向，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在我看來，獨立……自由……不是一個應不應該實行的問題，而是一個為什么想實行卻如此艱難的問題。

黃炎培與毛澤東在延安談到了一個周期率的問題，他說中國總是在治——亂——治——亂的周期中輪回，希望中國共產黨找到破解周期率的辦法。毛澤東認為，我們可以通過民主來破解周期率。他在文革中也嘗試了大民主的方式，結果讓他自己也悲觀，臨終前發(fā)出了“你我之輩，仍將夙志，付諸東流”的悲嘆。

我感到最可怕的是另一個周期率。諸子百家文化大繁榮時期是春秋戰(zhàn)國的亂世，集今古文于大成的鄭玄生活在東漢末的亂世，王弼、嵇康、祖沖之等大家產生于兩晉南北朝的亂世，理學集大成者朱熹產生于北宋末南宋初的亂世，甚至心學王陽明也是生活在太監(jiān)弄權君權旁落的黑暗時期，明末的亂世誕生了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清末的亂世誕生了魏源、龔自珍、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民國的亂世有了蔡元培、梅貽琦為代表的北大清華的盛況，有了西南聯(lián)大，至于那一時期出現(xiàn)的大思想家文學家和培養(yǎng)的人才盛況大家讓我們今天回望都為之驕傲。許多人覺得上世紀80年代是思想最繁榮的時期，但那個時間段也是領導人更換最頻繁的時期。

中國的思想文化繁榮幾乎都是在亂世甚至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才出現(xiàn)，或者說，在中國思想繁榮的時代往往伴生著社會的動蕩，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哀。作為知識分子，可以把“獨立……自由……”作為一種價值追求，并當成推動實現(xiàn)的理想，但于對政治家來說，任何可能伴生的動蕩，都是不敢嘗試的昂貴成本。

為什么西方的文化繁榮是盛世出現(xiàn) ，而中國要亂世出現(xiàn)呢？我想這是中國文化所給定的結局。一定社會之所以選擇了某種體制，一定是社會文化有支持著這種體制存在的必然因素。

農耕文明和海洋文明是不同的，農耕文明講組織、講秩序、講尊卑、講禮儀，它倡導的是一種集體主義人格。個人是集體的一員，個人意志要服從集體意志。它沒有西方在古希臘時代就出現(xiàn)的“我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我捍衛(wèi)你說話的權力”這樣的開明，也沒有“我愛我?guī)?，我更愛真理”這樣的進取精神，它要求每個人都要在集體這個大框架中格式化，所以只有在亂世，君權松動的時候，個人的思想創(chuàng)見才有萌芽的可能。這也是“獨立……思想 ……”不可推理，一旦推理只會悲觀到劉曉波說的，中國只有當三百年殖民地才有希望。( 文章閱讀網：www.sanwen.net )

但是今天我們畢竟看到希望了，農民工進城，瓦解了農村的宗族制度，互聯(lián)網的普及，虛擬世界的平等將促進現(xiàn)實世界的平等，物權法的出臺，私有財產得到了保障，資本和民間的力量，推進權力的主權在民的落實。許多人說今天的年輕人沒有規(guī)矩，我想不是他們沒有規(guī)矩，而是他們的行為不符合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年輕人馴服服從的要求，也正是因為他們沒有規(guī)矩，中國才有變化的希望。當個人主義人格代替集體主義人格，當儒學中以孝為根基的服從秩序被民主尊重的關系所代替，當50后成為過去，60后風燭殘年 ，70后退出歷史舞臺，80后主宰世界，90后成為社會的中堅時，當物質文化推進精神文化的徹底變革，“獨立……自由……”差不多就變成現(xiàn)實了。那時正是新中國建國100年左右，我又一次佩服起毛澤東和鄧小平提出的一百年的宏偉目標了，偉人的偉大在于他們知道中國的未來走向，并一步步地穩(wěn)健地推進這個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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