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戴不遇“與“游園不值“

陳忠毅

魏晉是文人出風度、出興致的時代?！妒勒f新語》記載：王子猷住在山陰（即今紹興），有一夜下雪一覺醒來，打開房間叫家人拿酒來喝，眺望四方，起身徘徊，吟詩誦賦，忽然想起戴安道。當時戴住在剡縣，他立即連夜坐小船前往戴家。船行了一夜才到，到了家門口，沒有進去，就原船返回。別人問他什么原因，王子猷說：“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細細品讀，現(xiàn)代人要活得如此率性灑脫，可能無人出其右。

魏晉又是個“士族“當政的時代，先是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司馬家族，后有王導、謝安等顯赫門閥及“竹林七賢“一幫或有權、或有錢、或有閑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追求高端雅致的生活，品味隨性放浪的情趣，其作詩賦為文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極富魅力、個性的“魏晉風度“。同“蘭亭雅集“一樣，“訪戴不遇“形象生動典型，一直為歷代文人津津樂道，李白等人的詩多次提及并作為“用典“。直到宋朝 ，米芾還在他的《苕溪詩卷》中留下了“過剡如尋戴，游梁定賦枚“的溫馨記憶。

無獨有偶，宋朝也是個“崇文“的朝代。宋太祖起于行伍，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卻畏懼戰(zhàn)事毀國，定下了以文立國的“鐵律“。兩宋雖因“重文輕武“而國力衰弱，但對文人的優(yōu)渥政策，卻使文人如歐陽修、蘇軾、范仲淹、李清照、林逋等活得優(yōu)哉游哉，有滋有味。范仲淹貶官還能寫出《岳陽樓記》，蘇軾謫居黃州始唱“大江東去“，歐陽修謫貶夷陵仍吟出“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的佳句，李清照在閑適優(yōu)游的慢生活中不無矯情地吟誦“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林逋更是“梅妻鶴子“，在西湖孤山放鶴，在梅樹下吟誦“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至于春風得意、飛黃騰達之時的文人詩文，更是透出一份自信、自在、自閑，樂觀、達觀、雅觀。

同樣是訪友, 南宋詩人葉紹翁卻吃了閉門羹。他在《游園不值》詩中寫道：“應憐屐齒印蒼苔，小扣柴扉久不開。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岀墻來?！昂芏嗳硕甲x過，記住的是第三第四句，特別是“紅否出墻“。其實，第一第二句寫得更雅趣。當木拖鞋（配有鞋帶）的鞋齒印在松軟的草苔上時，那是該“應憐“疼惜的，“小扣“而“久不開“，傳達了多么微妙細致的動作和“游園不值“意外目睹“滿園春色“的驚喜。整首詩，跨越千年，透露了宋朝文人優(yōu)游恬淡雅致的生活方式和情趣。(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訪戴不遇“、“游園不值“都有一個共同點：去訪友卻沒遇著。有指向性、有目的，是為一；不完全看重指向性不完全看重目的，是為二；看重實現(xiàn)指向性達到目的的過程中的獨特愜意感受，是為三。作為現(xiàn)代人，在實現(xiàn)“功利“的指向目的的過程中，在“快“的匆匆行走中，能否‘’慢“下來甚或“停“下來？我們能做到“訪戴不遇“，“興盡而返“嗎？能做到“游園不值“卻驚喜春色滿園紅杏出墻帶來的愉悅嗎？朋友，我借此借用馬伊莉回應文章的話回答你：且慢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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