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愛說，雨天漫步，沒傘可打是一種無奈，有傘不打是一種境界。如果將這個簡單的生活現象換個角度思考，或許可以發(fā)現其背后更抽象更內隱的意義內涵。

一般認為，“天生萬物，唯人為貴”的原因在于人類擁有其他物類所不具備的理性精神，正是理性的力量讓我們走過野蠻與荒昧，一步步邁向文明的世界。然而人總是矛盾不堪，擁有理性力量的我們總是試圖證明理性精神的崇高意義，撥開蒙昧的烏云，我們似乎看到了云層之后的晴朗，但云層之后時時可能出現的狂風驟雨又總會讓我們失望、失落，此時的我們又后悔當初試圖撥開云層的想法和行為了，如此尷尬的處境便是我們這些自詡擁有崇高理性的人類經常要面對的。西方的哲人似乎更早看到這一點，他們掀起了“反理性”的浪潮，用一種解構的方式瓦解了人們對理性的無休止的崇拜與信仰，然而被解構之后的人們在丟掉理性信仰的同時也丟掉了一切，因為在他們那里理性便是一切。這場“反理性”浪潮的倡導者是明智的，但卻缺乏長遠的眼光，他們打破了人們對理性的難以復加的頂禮膜拜，然而在重構信仰上他們力不從心，因此“浪潮”過后不是另一片全新的天地，而是滿地被瓦解的碎片。被“浪潮”洗禮過的人們滿心期待的一個新世界并沒有出現，而他們又不愿意彎腰去撿拾那些碎片，于是便茫然地站在原地四處張望，而張望到的也只是一雙雙與他們一樣茫然的眼睛。這樣看來解構而無重構的“反理性”浪潮并非化解之法。

其實所有的哲學命題都并非空中樓閣，它們一定要通過人的思考而歸之于現實實踐之中。那么化解理性危機的方法又在何處呢？答案或許就在我們最平凡的生活之中。當我們是懵懂無知的兒童時，一些在今天看來非常簡單甚至笨拙的問題都會讓我們興趣盎然：雨打在花上，花會疼嗎？太陽每天晚上都睡在哪呢？……這些簡單而富有詩意的問題便是我們對這個世界最初的感悟。當我們恰同學少年時，純潔的愛情與友情讓我們倍感幸福，我們用敏感的心去體會每個幸福的瞬間，并且樂意與身邊的草木花鳥一起分享。當我們用理性開始武裝自己的時候，我們開始慎重地對待一切，那些充滿趣意的想法被我們拋之腦后，代之而來的是對現實與人生的反復的抽象思考，漸漸地我們發(fā)現原本豐富多彩的生活變得單調，生活仿佛裹上了一層堅硬的外殼，冰冷而堅硬，其實生活一直沒有改變，是我們的過于強烈的理性在生活與自我之間構筑起了一道隱然不見卻又厚實的墻壁，就像玻璃缸里的金魚，生活在一種透明的隔離狀態(tài)里。越來越理性的我們發(fā)現生活越來越單調而乏味，我們過的不再是生活，而是一種簡單的重復，當理性以耀眼的光芒照耀生活時，生活的理趣便悄然地隱去了。那我們又能如何？又該如何？

作為人類的一員，我并不否定理性對于人類生存的意義，然而理性又并非生活的唯一形式，應該還有別的形式。其實上帝在創(chuàng)造人類的那一刻就已經預知到了這一點，而且早已將解決的辦法埋藏于人類的心靈世界中，只不過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逐漸遺忘而已。兒時的敏感與真淳隱去了，代之以冰冷的慎重與哲思，生活也便在這冰冷的慎重與哲思下變得冰冷，以至于四季的變化已經很難引起我們的關注了，此時我們的生活只剩下單調的冬季。也許此時該是感性發(fā)揮作用了。感性與理性作為人類精神的二元，在人類的不同生命階段是有不同表現的，在童年少年時期總是感性精神指引著我們；而步入青年的我們開始疏遠感性，聽從于理性的召喚，而感性作為潛在的隱藏的角色悄悄地躲在內心的某個角落，直到敏感的心靈呼喚它們的時候才會再次出現。這樣的說法只是一個簡單的描述，其實世間存在一類人，它們的一生都豐富多彩，因為他們沒有過舍棄敏感與靈性，陶淵明便是其中的代表。他的“少無適俗韻”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成年以后的他雖然面臨著出與處、仕與隱的矛盾抉擇，但是他用“縱浪大化中”的態(tài)度對待著世事，用浪漫的方式盡情地舒展這自己“愛丘山”的本性，他“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他閑適地觀“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他以“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的詩意態(tài)度觀雪，他的人生充滿詩意，這種舒展本性的浪漫讓他保持了內心的真淳，因此也使他對待自然時能始終保持敏感而靈動。古往今來如五柳者怕只有寥寥數人，但我們畢竟可以用“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態(tài)度來勉勵自己，因為人生的詩意與否取決于我們自身，雖無“東籬”與“南山”，卻依舊有許多可以點綴我們詩意生活的存在，我們所需要的只是喚醒沉睡于角落中的感性，用一顆靈動而敏感的心去感知外在的美好，讓這個充滿冷色調的世界溫暖起來。

當我們用“傘”（理性）武裝我們的時候，或許可以免去被淋濕的擔憂，但是收起雨傘，漫步于細雨蒙蒙的林蔭小道不也是一種美妙的人生體驗嗎？如果將每個人都看作是宦游于這世間的過客的話，那“獨有宦游人，偏驚物候新”的敏感心態(tài)便是我們需要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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